西夏其实很有趣儿——正说西夏史系列连载NO.16西夏文之谜
开疆拓土之后，李元昊又开始了建国称帝的第二阶段准备工作。
首先是创造西夏文字。西夏文字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如果是个人创造，那是谁创造的，如果是集体创造，又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些问题自从西夏文字出现以后就一直没有说清楚，很多史书各执一词，后世的史学家也莫衷一是，这一问题也成为了史学界的一大公案，长期以来纷争不断。
如果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足可以写一篇学士论文，题目可以叫做《试论西夏文字的来源问题》。
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件繁重的工作，而且就算写出来，估计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看这种太过学究的文字。但是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写西夏史不涉及西夏文的问题，那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左思右想，我还是决定抱着写论文的觉悟，尽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大家想看的就看下过程，不想看过程的，就直接看下结果吧。
西夏文佛经
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西夏文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
关于这个问题，钟侃、吴峰云、李范文等学者在他们合著的《西夏简史》中说：“把西夏文字说成是某一个人的创造……和把汉字的发明归功于仓颉一样，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夏文字是党项劳动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结构创制而成的。元昊称帝时，令野利任荣造蕃书，不过是把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和推行。”
对于这种说法，我一向是持保留态度的。
首先，自宋代以后的史书中没有一则史料是持这种意见的，相反，几乎所有的史书虽然在创造之人上有所不同，但都认为西夏文属于一人或几人合作创造。
其次，从目前的考古发现上来看，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西夏文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才发展成型的，所以，它和汉字的发展历程是不同的。
第三，党项民族自唐代宗时从青藏高原迁徙至银夏地区，至李元昊在位时已经在此生活了两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他们与汉民族交往频繁，在文化上逐渐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应该逐渐学会掌握和使用汉字才对，舍弃笔画结构简单且容易学习和使用的汉字，反而要去发明一种笔画繁复、不易书写的西夏文字用来记事和生活运用，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因此我认为，西夏文绝不是《西夏简史》里说的那样，是由广大党项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
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
那么，既然西夏文不是集体创造，那它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史书有不同的说法，其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德明创制说。《辽史·西夏外纪》中说：“李继迁…子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认为是李德明创造了西夏文字；二、元昊创制说。《宋史·夏国传》中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认为是李元昊创制了西夏文字。同意这种观点的还有清朝史学家吴广成的《西夏书事》、民国史学家戴锡章的《西夏纪》等等，例如《西夏书事》卷十二记载：“元昊善绘画，明律法，通蕃汉文字，能创制物，始尝以己意造蕃书，令谟宁令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体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用以纪事。”《西夏纪》的记载也差不多；三、遇乞创制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认为西夏文字是元昊的部下“遇乞”创造的。
我们现在来挨个分析一下这三种说法，首先来看德明创制说。此说法目前只有一种史书支持，即《辽史·西夏外纪》，根据翦伯赞先生提出的史料辨析原则（不要依据孤证作出结论，武断历史），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元昊创制说。我认为李元昊创制西夏文字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创制文字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对创制者的个人能力要求非常高，所以尽管李元昊“通蕃汉文字”，要让他来完成这样一项工作，还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李元昊整日忙于称帝建国和军事征伐，也不太可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制文字，所以元昊创制说基本可以排除。
最后我们来看所谓的“遇乞”创制说，沈括所说的这个“遇乞”应该不是后来帮助李元昊出征打仗的那个野利遇乞，因为根据现有史料分析，野利遇乞是个大字不识、只知打仗的粗人，他怎么可能会有创制文字的本事呢？所以这个“遇乞”不可能是野利遇乞，应该另有其人。
有人现在可能要问了，你说了这么多，究竟西夏文字到底是谁创造的呢？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种种迷雾，就会发现，所有的可能都指向了野利仁荣。
西夏文钱币
《宋史·夏国传》里说过，“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既然我们排除了元昊自制的可能性，那么就只有野利仁荣有这个可能性了。
野利仁荣，李元昊皇后野利氏家族中人。其人学识渊博，熟悉历史，李元昊称帝建国前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他大多参与其中，帮助李元昊创制了很多典章制度。同时他还颇有谋略，与大臣杨守素同为李元昊的开国谋主。
在李元昊看来，要想称帝建国，与宋、辽两国平起平坐，鼎足三分，没有自己的文字是不行的。因此，创制一种体现党项文化、体现党项民族独立意识的文字，就成了重中之重的大事。
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李元昊决定创制西夏文字了，他自己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去造字，如此重任，只有交给别人了，而有这种本事的人，只有野利仁荣了。
我认为野利仁荣即使不是创造出了全部的西夏文字，至少也是完成了大部分的造字工作。对于李元昊，我想精通多种文字的他，在偶尔空闲的时候参与一小部分的造字工作，也是极有可能的。
甭管怎么说，西夏文字最终还是造成了。宋景祐四年（），十二卷、共六千多字的西夏文字创制完成，李元昊审阅后，下令将此文字尊为“国字”，颁行全境，今后所有的公文都必须用西夏文字书写。满朝大臣上表歌颂新文字的诞生，李元昊心里也美的不行，将广运三年改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
顺便说一句，沈括《梦溪笔谈》里对西夏文字的创制过程描写的十分详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的“遇乞”，很可能就是野利仁荣，只不过沈括把他的名字搞错了而已。
再顺便说一句，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野利仁荣死后，李元昊三次前往吊祭，并大哭说：“为什么要这么快就夺走我的股肱之臣呢！”（何夺我股肱之速也！）他下令厚葬野利仁荣，赠之为富平侯。西夏天盛十四年（）八月，夏仁宗李仁孝又追封野利仁荣为广惠王，“褒其制蕃字之功也”。这些事实都证明，野利仁荣对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做出了极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