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国家选拔人才采取的是察举制，也就是由地方挑选推荐满足“孝廉”的人进入朝廷为官。由于推荐的资格由地方官员说了算，所以很容易出现地方势力和官员勾结，把自己的子孙、门生推荐出去的情况。而被推举之人心怀感恩，会成为推荐人集团的一员。他们垄断底层人的上升之路，“门阀”由此产生
一、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一）、九品中正的选拔制度成为拓展势力范围的手段
由于士族力量的强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员大部分都出身士族阶层，特别是五品以上高官更是长期为士族门阀所垄断。而士族门阀制度的真正形成却又离不开九品官人法的发展。士族门阀的真正形成，以及官僚士族一系列的特权利益，都是以九品官人法为基础的。
九品的颁布必然跟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很大关系。两汉的察举制度到东汉和帝、安帝以后就被毁得面目全非，官吏擅用职权,结党营私；士人攀附权贵,沽名钓誉。到了灵、献之世，由于长期战乱,民众纷纷避难逃亡,传统的乡举里选无法正常进行，这就是所谓“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为了改变“台阁失选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这样的局面，曹操于建安八年(年)至二十二年(年)多次发布“求贤令”来举贤任能。“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曹丕采纳陈群建议后曹魏正式建立一套适于自己统治的选贤任能制度。
各地的郡中正为各郡地方长官推选,在选举中注重考察德行舆论，之后，增加的州中正官几乎都是由司徒担任，这就使得中正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为那些在朝中占据司徒等职的官僚士族集团所掌握。
进入西晋时期，九品官人法的运行权力几乎全部被世家大族所掌握和控制，成为他们的政治筹码。一方面，负责选举的组织几乎就是高门大族的傀儡，对他们言听计从。州郡中正官的职务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几乎全被盘踞朝廷的世族官僚所攫取。另一方面，出身门第成为九品选官的首要标准。曹魏后期开始，选官时门第标准被制度化、法律化。
选举开始越来越重视门第和出身。为保证显贵家族的人能后继地把握官位和权势，巩固官僚士族集团的利益，各级中正在品评举荐人才时越来越注重门第声望。中正官所划定的乡品基本是根据被评者的家世,因此,高级官员的子弟,其乡品通常必列为上等；父祖当小官或不当官者,多列入下等。九品官人法的畸形发展使其不可避免地变为高门大族的政治工具，从而推进了士族门阀制度的正式形成，士族出身的人得以累世做官，形成“势门童幼多为美官”的局面。
从这一方面看，九品官人法对于那些官职显赫的家族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特权，因为高官显要之后人子孙往往也可以通过九品选官获得官职。
（二）、连年战乱导致世家大族崛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政权更迭非常频繁的时期，东汉末年爆发黄巾起义，之后军阀混战的结果导致统一的大汉帝国解体和社会大动乱。然而永嘉之乱拉开了这一时期更为纷乱的序幕，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拓跋魏、北齐、北周，以及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更是出现两百多年的南北对峙的局面。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混乱的时候，中央的权力被削弱乃至崩溃，地方势力趁机崛起，网罗人才。许多逃难之人都愿意依附于地方豪强来维持生存，这种情况下，地方上的豪门贵族的势力大增。而中央也不得不依靠他们维持统治，所以给予大量特权，使得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三）、君主统治依靠豪强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包括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或者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司马家族都无法全部消灭，甚至在晋朝建立和对外作战时，都是依靠这些世家大族，比如淝水之战就是谢家为统帅对阵前秦的敌人。过分依赖这些高门大族的结果就是，皇权被削弱，世家大族可以左右和控制国家的决策。
而且他们掌握着全国相当多的土地，也控制着税收、粮食。战乱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大地主可以轻松得到更多的土地，小地主失去土地，只能依附于大地主。大地主在兼并的过程中壮大了势力。
这种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的结果是大批广占土地又身居高官的豪强官僚力量壮大。官僚阶级大量占有土地，导致没有土地的农民前来依附，进一步又扩大了这些地主的力量。
这些官僚豪族对平时可以影响地方乃至中央的决策，战争时又可以提供武器、军队、兵源和粮草。所以统治者依赖他们，在这种循环之下，地方豪强得以壮大。
（四）、统治阶级的放纵
对基础和实力削弱的魏晋南北朝皇朝来说，官僚集团特别是累世公卿大家族的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高。
由于皇朝政权自身危机重重，为了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帮助，进而稳定自己的统治，君主不得不用一些特权做交换，减少封建时期本该有的对地方势力的约束规定，放任他们肆意扩张，对他们的行为表示默许。
妥协和默许的结果就是这些世家大族和官僚阶层利用特权进一步为自己壮大实力、垄断官场铺路，进而更好地影响统治阶级，再为自己牟利。
二、门阀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一）、破坏国家人才选拔和中央集权
政治体制多元魏晋的建立就是基于门阀士族政治的基础上，最终由司马家族取代曹魏家族完成了大一统。由于士族垄断国家政权体制，造成优秀人才不能按照应有的优胜劣汰原则进行选拔，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大为不利的。
为了维护“共治”的现状，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和安抚地方势力，也就是那些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也借此得到了相当大的政治话语权，可以通过自己的势力左右和操控局势。政治体制的多元化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变化。比如王导和王敦两个琅琊“王”家，借助淝水之战得以和司马家族共治天下。（二）、文化思想得到繁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百姓生活困苦，学子寒门上升无望，人们陷入了一种没有希望的悲惨痛苦之中。此时佛教思想和玄学思想的出现使得人们有了希望。大量的人开始信仰佛教，玄学的主张也得到了传播，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丰富和繁荣。
这可以说是门阀制度从反面促进文化传播的证明。魏晋时期有名的竹林七贤，正是由于看不惯当时权贵垄断官场，才毅然决然地选择隐居山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而高门大族内部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示范重视对后代的培养，以继续继承自己的高官厚禄，也在间接中传播了文化，发展了教育。
（三）、家庭教育的兴起
南北朝时期学术中心转移到士族家庭教育中。当时学校教育时兴时废，难以承担文化培育的重任，面对官学教育不足的现状，门阀士族为了保持家族的特权地位，不得不重视本家族的家庭教育，故而此时门阀士族的家庭教育担负起了培养人才的主要责任，在东晋南朝教育中占主导地位。
魏晋南北朝与秦汉、隋唐属于前承后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家庭教育既继承了秦汉家庭教育的一些特点，又有所创新，为隋唐家庭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魏晋南北朝的家庭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的内容、方法、特点上都对隋唐家庭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佛教变成家庭教育内容的一部分是从魏晋南北朝时开始的，在隋唐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家训、早教、女教等方面，隋唐对魏晋南北朝有所继承。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上接秦汉，下开隋唐，在秦汉和隋唐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结语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存在对当时的王朝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国家的权力被世家大族垄断，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同时破坏国家的人才选拔，破坏国家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门阀制度打破了大一统的局面，增加了政治的多元性。门阀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文化，世家大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重视教育，促进了教育文化以及思想的发展。